传统社会中的妇女抗争

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子普遍要受到政权、族权、神权这三种权力的支配，而女子除上述三种权力外，还要受到男子的权力即夫权的压迫。但有压迫就会有反抗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从先秦直至近代，无数女性曾向压迫着她们的不平等的社会规范挑战。虽然这些挑战往往难以有圆满的结局，甚或只能以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，可她们的行为毕竟构成了中国女性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。

争取婚姻的自主选择权。婚嫁是人生的大事，在传统社会中，青年男女的婚姻多由包办来完成，依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所以，那时的婚姻首先并不是当事者个人的事，而是两个家族群体间的事，如《礼记·昏义》所说的“合二姓之好”。对一个女性来说，她的婚姻大事完全应该由父母安排，谈论自己的婚嫁是不适当和羞耻的，更别说要自主选择丈夫了。其实，就是给女子选择权，她也没有目标，因为社会规范要求的是女儿不出闺房，青春少女根本没有多少接触同龄异性的机会。不过，机会虽然不多，还是有人尽一切可能去寻找如意郎君。例如，《晋书·贾充传》记载，贾充的女儿每次在父亲宴请宾客和僚属时都躲在暗处观察，当她看到相貌俊美的韩寿后认为这就是自己要找的意中人，遂打听韩寿是何人并通过婢女传递消息，逐渐发展到与韩寿私下相会。最终贾充得知此事，大概是怕张扬出去于自己脸面不好看，便干脆将女儿嫁给了韩寿。贾充之女的自主选择，总算是有了个理想的结局。更有名的从暗处观察以寻夫婿的例子是汉代的卓文君。当时卓文君新寡，她父亲有次宴请著名文士司马相如，“文君窃从户窥之，心悦而好之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。相如也有意于文君，于是文君夜奔相如处。当然，文君和相如的事没有贾充的女儿那么顺利，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得到消息后勃然大怒，扬言绝不给他们一分钱。聪明的文君故意在父亲眼皮底下亲自站柜台卖酒，“卓王孙闻而耻之”，最后“不得以，分予文君童百人，钱百万”。卓文君的大胆行动终于取得了胜利，中国文化史上也因此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婚礼中与夫权的较量。汉文化历史上实行的是婚后从父居，是男娶女嫁。所谓嫁，即是离家，《方言》释“嫁”曰：“往也。自家而出谓之嫁，由女而出为嫁也。”依照惯例，女性在婚后连姓氏都要改变，丈夫的姓将贯于本来的姓之前。新娘在婚礼中有一项象征性的仪式是庙见，即拜见新郎家的祖先，人们常以此刻为新娘新身份开始的标志，从此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夫家设定的角色规则。夫家的新规则对新娘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，使出种种手段欲令新娘驯服。从胡朴安编的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中可知，在安徽六安，夫家大门紧闭故意让新娘久等，新娘拜堂后入房，则要备受烟熏煎熬；在浙江萧山，新娘拜见族戚后要去坐席，却不能动筷子；在江西吉安，新娘与新郎交拜祖宗天地后须由长辈抱负而行，此时围观者皆可任意以木棒击打新娘。久等、烟熏、饿饭、棒打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新娘认清自己在夫家的地位。面对夫家的压制，新娘也会作出一些争身份的回应。还是在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中，载有一些地区的新娘进夫家门时要立门槛及私坐新郎袍角，或以红布制荷包置之怀中（谓之塞婆嘴），据说这样一来日后便可制伏公婆和丈夫。当然，这样的反抗，相对于夫家强大的攻势，力量显得太微弱了一些。

变态防卫式的对抗。传统文化常会造出一些妇女嫉妒凶悍的典型予以批判，“河东狮吼”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。可“河东狮吼”果然是女性的过错吗？该典源自宋人洪迈的《容斋三笔·陈季常》，文中说陈季常之妻柳氏绝凶妒，故东坡做诗称之为“河东狮子”。但苏东坡和后世无数使用此典的人只把此词作为谴责女性的武器，却未追问陈季常之妻为何凶妒。好在从原文中不难寻出陈妻凶妒的原因，那就是陈季常“喜畜声妓”。自家男人“喜畜声妓”，难道还不许做妻子的表现出不满？其实，这正是礼教的虚伪性所在：一个男性三妻六妾乃至婚外寻花问柳都是合理的，而女性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却是有违妇道的。在传统观念中，“河东狮吼”是女子的过错，与此相关的惧内则是男子的缺点。在此，我们也不妨检视些惧内的实例，找一下那些惧内的丈夫是怎样染上这“缺点”的。唐人张《朝野佥载》卷三记录了任瑰妻饮“鸩”的故事。唐太宗赐给兵部尚书任瑰两名宫女，任妻大妒。太宗听说后给任妻送来毒酒，告诉她“若妒即饮之”。在生死考验面前，任妻表示：“妾与瑰结发夫妻，俱出微贱。瑰今多内嬖，诚不如死。”说罢将酒一饮而尽。然而这酒不是毒酒，任妻并没有丧命。太宗对任瑰叹道：“其性如此，朕亦当畏之。”遂下诏将二女安置别处。在这里，任妻所重的是结发之情，所妒的是丈夫另有新宠，为此她不惜生命。妒当然不是女性的美德，但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女子因何而妒。在传统社会中，舆论的天平是向男性倾斜的。一个女子，须从一而终，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，男子却用不着守这些规矩。于是，做妻子的，妒大概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防身武器了。“河东狮吼”是一种变态的反抗，从中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无奈。

以大义来处理夫妻关系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记载了许允和阮共女儿的婚事。阮氏相貌很丑，许允与之举行完婚姻仪式后便再没有入洞房。后许允勉强入新房，一看到新娘又想退出。见此情景，阮氏果断地抓住许允的衣襟，于是，新婚夫妇间进行了一场精采的对话：“许因谓曰：‘妇有四德，卿有其几？’妇曰：‘新妇所乏唯容尔。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几？’许云：‘皆备。’妇曰：‘夫百行以德为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谓皆备？’允有惭色，遂相敬重。”在这里，许允先发制人，扛出礼教大旗，问阮氏可有四德；阮氏从容应答，承认自己容貌不佳，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允好色缺德，少了作为君子士人最重要的一条品行。阮氏大义责夫，结果赢得了丈夫的敬重，争到了婚姻的幸福。